回 憶 音 樂

我一直在想，那些曾經帶給我震憾、享受和安慰的音樂--它們通常是一些片斷，一但我試圖用文字來陳述這些感受時，我是否已經遠離了它們。它們來自天國，由一些特殊的人所記錄，并且傳達給我們，使我們在感動之余，還想用音樂之外的方式向其他人轉述我們的感受。這些衍生的東西究竟意味著什么？

七十年代，對我來說是一個收音機的年代，一臺我母親結婚時購買的布面木殼的電子管收音機，另一臺是我父親去越南前買的熊貓牌半導體收音機。從紅燈記到莫扎特，都伴隨著沙沙的電流聲，在那個年代，那些噪聲仿佛是音樂的天然部分。正是在那些沙沙聲中，我初步在音樂中領會到純凈的含義。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，肖邦的第一鋼琴協奏曲，巴托克根據匈牙利民間音樂寫作的鋼琴曲集，馬斯卡尼《鄉村騎士》中的間奏曲--姜文在他的影片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中將它作為影片配樂的主題，這仿佛是馬斯卡尼專為這部影片而寫的，它與影片是如此地契合，似乎隔著時間和地域，人們在精神上有著共同的故鄉。

歲月就是如此流逝，我們在一種異國他鄉的音樂中建立我們的記憶，那些可以觸摸的旋律，和聲。就我個人而言，那是一個古典音樂的時代，一個交響音樂占統治地位的時期，在那些年中，生活是被提純和壓縮過的，一切都被吸納進序曲的號角和終曲時的隱隱而來的隆隆鼓聲之中。這是一個隱喻，某種東西從一開始就帶有結局的徽記。

緊接著，一個聲樂的、卡式錄音帶的八十年代到來了。日本的器材，鄧麗君和帕瓦洛蒂，亞洲流行樂壇和歐洲歌劇的雙峰，這兩位天才的歌唱家，把人聲的意義從聲嘶力竭和裝腔作勢中解放出來，他們使許多嗓音黯然失色，也使更多次要的聲音學會了如實地表達自己。

他們建立了一種聲樂的標準，不是為歌唱家，而是為聽眾，這就是天賦，有些東西是學習所達不到的。選擇傾聽有時比選擇傾訴對自己更仁慈。這使我們免受自己的騷擾，得以獲取真正的享受。所以說，八十年代也是一個聆聽的年代，與其后的九十年代適成映照，那種同樣由日本器材帶來的娛樂，使其后的日子充滿了噪聲。仿佛是一種進步，同時也是一種諷刺，九十年代無可避免的成了一個器材的時代，激光唱片對錄音帶的取代，主要也是因為音質的改善，人們要求聽到最純凈的聲音--在一個最嘈雜的時代。這的確是意味深長。

在文字的描述中，雖然我們的感受會顯得繁復，時間卻是被壓縮了的，而當我們聆聽音樂時，時間卻是綿延的。它向著一個方向或者無數方向伸展，回復。它觸及我們內心最潛在的部分，猶如招魂一般喚醒我們。雖然這也是一個俗見，但是，是一個最深情的俗見。音樂就是如此伴隨著我們的塵世生活，使我們得以發現我們的影子，另一 半，希望和靈魂。

雖然我有時有一種強烈的沖動，想要把我聽過的曲目列一張單子，但是這種每個人都有的單子，并不總是怡人的。一如有的朋友，喜歡向你推薦曲目，有的則樂于向你推薦版本，有的人向你推薦樂章，更有人不厭其煩地向你反復播送某個樂句。這種個人的嗜好，雖是善意和積極的，卻時常帶有喜劇性的偏執的色彩，一如它的反面，空泛的談論顯得不著邊際，卻有著廣闊深邃的寓意。這兩者都以文字的方式圍繞著音樂，賦格式的，對話般的，帶著誠摯和懇切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，音樂是一種記憶，一種無處不在的記憶，同時，它也是無處可尋的，雖然它時常以某種版本作為標記。